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选举产生的有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

虽然美国、英国等国在司法职业的职前教育上是大学的法学院，但英美法系国家更注重司法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在日本，法官的培训机构隶属于日本最高法院，称为司法研修所。

在新西兰，对法官的培训则分为：司法技能培训、社会形势培训、少数民族习惯和语言培训、司法教育师资培训及司法经验培训等等。司法研修所对教师的选配有严格的资格要求，一般要具备15至30年工作经历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才能够被任命为司法研修所的教员。而在美国、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则倾向于从狭义的方面理解和开展法官培训。在对简易裁判所（最基层的法院）判事（基层法官）的培训中，举办各种审判培训班和研讨会，围绕刑事、民事、行政、婚姻家庭和少年案件等五类案件进行培训。授课的法官尽可能地讲解本州所具有的司法特色和自己对司法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并无固定的模式

凝聚法治共识，就必须深刻认识到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行诉法大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尤其是将红头文件纳入司法审查具有重要意义。受封建社会长期人治传统的影响，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严重存在着像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所说的那些现象，由于种种原因，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不同程度上广泛存在，由此产生权力滥用，造成很大的危害。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领导关系、依存关系看，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我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从以往实践经验看，党的政策往往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先导和指引，国家法律法规则往往是党的政策的固定化、定型化。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30多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在我国法治建设问题上，国内外总有人拿它说事。

那么，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呢？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赋予党治国理政的责任和使命。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时代，得到全党全国人民广泛赞誉和一致拥护，国外大多数舆论也给予积极评价。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三是强国，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对于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精神，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大还是法大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问题。

但是，也有少数西方媒体泼冷水，说什么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法治建设是自相矛盾的。通过以上几个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能把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最大区别。这也就是四中全会决定一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的意义所在。

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贡献多少，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都必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触、法律底线不可越，自觉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和权利、履行职责和义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行使和运行必须要有法的依据，必须以法的规定使权力上下左右受限有控。但是，从递进关系、遵守关系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倡导者，党又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按照宪法法律治国理政。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干了三件大事。前两件大事我们已经完成，第三件大事正在做、正在向前推进，但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这些都成为腐败的根源和特权的温床，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威信受到影响，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受到损害，也使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和权威受到挑战，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

因此，从国法的形式上看，国法要高于党纪。实践证明，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就会使得党的政策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面，从而实现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对接和统一。

我们再来看，党纪和国法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党纪和国法适用的范围、针对的对象、规范的方式、强制的手段是不同的。究其实质，是按照西方法治理论的逻辑来观察中国问题，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标准来衡量我国的法治制度，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十分有害的，很容易在一些干部群众当中引起思想混乱等严重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又是最大的。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逐步形成不能腐的制度体系，真正把权力的篱笆扎得更紧，切实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笔头（批示），笔头不如口头（命令），老百姓这样讽刺社会上某些权大于法、违法行政和以权压法现象，虽然不很准确，但反映了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党的一些决定通过政策实施后，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然后经过修订和完善，逐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法规。

国法的适用范围要广于党纪，针对的对象要大于党纪，规范的方式要硬于党纪，强制的手段要强于党纪。党大还是法大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问题。

反过来，国法与党纪的内容，从严格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度上看，又有一个倒递进的关系。我们党以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以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在中国，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分析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要设置正确的前提和条件，否则，就会出现逻辑混乱，就会产生谬论。

30多年来，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在我国法治建设问题上，国内外总有人拿它说事。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党员比普通群众应有较高的觉悟和素养，应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党章则规定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执政党的纲领来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最大区别。

三是强国，实行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命题是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提出的问题。我们党就是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

我们可以将其进一步展开，作以下梳理和分析： 第一，领导关系。但是，也有少数西方媒体泼冷水，说什么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法治建设是自相矛盾的。